今天，我想起多年前与朋友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这个国家会不会衰落下去？他有史为证，庞大的长达500年的古罗马帝国；另外他还引用马克思的一切事物都有发展、灭亡的所谓规律。面对这种强有力的理论与事实，我还能说什么呢？

而这次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直至经济危机，似乎要印证了多年前的那次论争。因为这次危机不仅影响深重，而且范围广泛，均堪比192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那次经济大危机。况且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似乎都能够感受得到，或重或轻。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网络、广播电台等，都有人放言：这次危机说明资本主义要完结了、要衰落了，特别是美国和欧洲，语气中多少有些幸灾乐祸，还像是说，看吧，还“我们的”社会主义好吧云云。

前几天看到《社会科学报》2008年12月上发表的一篇署名王达三的文章，题为《说西方文明开始衰落总有些一厢情愿》，感到非常有意义，相信能够解释当前一些人的困惑和疑问。今全文转载，特别推荐阅读。

这次起源于美国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无疑再次暴露了西方文明的一些痼疾，比如科学主义、进化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扩张主义等。职是之故，功利主义色彩稍浓的人认为，此次危机是中国加速赶超美国的难得机遇；而关注文明发展模式的人则认为，此次危机是验证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现有发展模式的最佳时机。但是，问题恐怕远没有这么简单。

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才有资格犯这样的错误，或者说美国一感冒全球打喷嚏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虽然此次危机还没有见底，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危机不会对美欧的发展模式和综合实力造成太大的消极影响。目前中国DGP总量还不到世界总量的6%，而美国则占28％左右。至于在科技、教育、军事等领域，中国和欧美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是的，中国人正在奋起直追，但欧美人也没有睡大觉。断言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赶超美国甚至是主导世界秩序的观点，显然是有些一厢情愿了。

千万不要小看了西方文明的自我修复能力。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屠宰场”，直接冲击了“西方中心论”，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则使资本主义受到普遍质疑。但西方文明并没有就此夭亡，罗斯福新政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而且逐渐使美国发展成为西方文明的“守护神”。备受战争煎熬的欧洲各国则学会了互相容忍和彼此谦让，走上了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界限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冷战时代，美苏强力对抗，其结果也是以苏联帝国的崩溃告终，而西方文明几近全盘胜出。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之所以愈挫弥坚，首先得益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我批判能力。仅从《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西方的死亡》（布坎南）、《美国时代的终结》（库普乾）等书名就能看得出西方文明的忧患意识和自警传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思潮和运动，本身就是针对西方文明的某些弊端展开的自我批判，可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毁灭性创新”的文明。熊彼特认为，资本和资本家具有追求利润的本能，使得经济因激烈竞争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并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失序与崩溃。但是，与其说这种危机与崩溃是灾难，毋宁说是修正和淘汰不合时宜的旧体制的机会，进而发展出新的体制引领经济渡过难关，所以“资本和资本家的精神是对于现行体制的毁灭性创新”。

当然，“毁灭性创新”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以技术的创新为动力和制度的创新为保证。按照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制度的内涵是“约束人们交往的结构性因素”，其外延很广泛，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制度等。西方文明的种种制度未必是最好的，但自有传统且大体运行有序，并试图不断通过自我改革和完善来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却是不能否认的。

本来，中国传统价值观可以开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一战之后，先后旅欧的梁启超和泰戈尔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欧洲，都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并由此力倡复兴东方文明。而先后来华访问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哲学家杜威，也都对东方文明纠正西方文明之偏寄以厚望。但在事实上，不要说早期的日本，即使之后的中国和印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倾力学习和模仿西方。时至今日，东方文明的特色已消失殆尽，很难说世界上还有一种从发展模式到综合实力可与西方文明堪比的文明类型。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把世界围绕西欧旋转的历史体系亦即“西方中心论”称作“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如今，全球都在唱衰美国和西方文明，但无论从文明模式还是综合实力来看，中国还远远不是“历史的托勒密体系”。清醒地看到西方文明的自我修复能力，尤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此外，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一定非要以美国和西方文明的衰落为前提和代价，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